徐玑（一一六二～一二一四）字文渊，一字致中，号灵渊，永嘉人，有“二薇亭诗集”。他和他的三位同乡好友──字灵晖的徐照，字灵舒的翁卷，号灵秀的赵师秀──并称“四灵”，开创了所谓“江湖派”。
杜甫有首“白小”诗，说：“白小群分命，天然二寸鱼”，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夥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。我们看到“四灵”这个称号，也许想起麟、凤、龟、龙，但是读了“四灵”的作品，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。江湖派反对江西派运用占典成语、“资书以为诗”，就要尽量白描、“捐书以为诗”，“以不用事为第一格”；江西派自称师法杜甫，江湖派就抛弃杜甫，抬出晚唐诗人来对抗。这种比杨万里的主张更为偏激的诗风从潘柽开始，由叶适极力提倡，而在“四灵”的作品里充分表现，潘和叶也是永嘉人。叶适认为：“庆历、嘉祐以来，天下以杜甫为师，始黜唐人之学，而江西宗派章焉”；“杜甫强作近体……当时为律诗者不服，甚或绝口不道……王安石七言绝句人皆以为特工，此亦後人貌似之论尔！七言绝句凡唐人所谓工者，今人皆不能到……若王氏徒有纤弱而已”。朱熹批评过叶适，说他“谎话只是杜撰”，又批评过叶适所隶属的永嘉学派说：“譬如泰山之高，它不敢登，见个小土堆子，便上去，只是小。这些哲学和史学上的批评也可以应用在叶适的文艺理论上面。他说杜甫“强作近体”那一段话，正所谓“只是杜撰”；他排斥杜甫而尊崇晚唐，鄙视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诗而偏袒庆历、嘉祐以前承袭晚唐风气像林逋、潘阆、魏野等的诗，正所谓“只是小”。而且他心日中的晚唐也许比林逋、潘阆、魏野所承袭的──至少比杨万里所喜爱的──狭隘得多，主要指姚合和贾岛，两个意境非常淡薄而琐碎的诗人，就是赵师秀所选“二妙集”里的“二妙”。
经过叶适的鼓吹，有了“四灵”的榜样，江湖派或者“唐体”风行一时，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者“派家”的势力，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，所谓“旧止四人为律体，今通天下话头行”。名叫“江湖派”大约因为这一体的作者一般都是布衣──像徐照和翁卷──或者是不得意的小官──像徐玑和赵师秀，当然也有几个比较显达的“钜公”，譬如叶适、赵汝谈、刘克庄等。名叫“唐体”其实就是晚唐体，杨万里已经把名称用得混淆了；江湖派不但把“唐”等於“晚唐”、“唐末”，更把“晚唐”、“唐末”限於姚合、贾岛，所以严羽抗议说这是惑乱观听的冒牌，到清初的黄宗羲养还得解释“四灵”所谓“唐诗”是狭义的“唐诗”。“四灵”的诗情诗意都枯窘贫薄，全集很少变化，一首也难得完整，似乎一两句话以後，已经才尽气竭，在这一夥里稍微出色的赵师秀坦白的说：“一篇幸止四十字，更增一字，吾未如之何矣！”可是这“四十字”写得并不高明，开头两句往往死死扣住题日，像律赋或时文的“破题”；而且诗里的警联常常依傍和模仿姚合等的诗，换句话说，还不免“资书以为诗”，只是根据的书没有江西派根据的那样多。
我们没有选叶适的诗。他号称宋儒里对诗文最讲究的人，可是他的持竭力炼字琢句，而语气不贯，意思不达，不及“四灵”还有那么一点点灵秀的意致。所以，他尽管是位“大儒”，却并不能跟小诗人排列在一起；这仿佛麻雀虽然是个小鸟儿，飞得既不高又不远，终不失为飞禽，而那庞然昂然的鸵鸟，力气很大，也生了一对翅膀，可是绝不会腾空离地，只好让它跟善走的动物赛跑去罢。
--钱钟书<宋诗选注>